“富二代”犯罪现象分析
蒋文君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说过：“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最好的刑事政策。”主张在预防犯罪方面起到更重要作用的不是刑法以及刑事政策，而是社会的大环境，因此认为防止犯罪最有效的手段是社会政策。这个理论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将从社会政策及刑事政策的概念入手，结合当下典型社会案例，以实证分析的方法探求刑事政策的制定方法，来达到医治社会病态、预防犯罪的目的。
刑法的灵魂和精髓
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和精髓，它对于一个国家的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最早使用刑事政策一词的是德国的费尔巴哈，他被西方学者誉为“刑事政策之父”，他在1800年开始使用这个概念，并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是‘立法’国家的智慧。”结合不同国家的国情对刑事政策有着不同的定义：我国的刑事政策仅表现为党和国家制定的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对策，而国外的刑事政策是犯罪学者或刑法学者的研究思想或观点。日本的大谷实、法国的米海伊尔·戴尔玛斯·马蒂、我国的卢建平、梁根林、刘仁文都对刑事政策有着不同的解读，也就是说刑事政策概念本身是很模糊的，但总体上可以分为广义说和狭义说。
广义说主张，刑事政策是探求犯罪的原因，从而树立防止犯罪的对策的学说或理论；狭义说是以刑事政策原因的探讨为依据，批判现存的刑罚制度及其各种相关制度，从而改善或运用现行的刑罚制度及相关制度，以期防止犯罪的对策。广义说与狭义说的起点都是犯罪原因，终极目的都是指定犯罪对策，但是二者的研究范围不同。
对刑事政策的正确解读，一是离不开犯罪，它是刑事政策得以确立的客观前提；二是离不开社会，在我国尤其是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的国家，它是刑事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政策并非只是单纯的刑法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公共政策的问题。所以笔者更加倾向于广义说。
所谓社会政策是通过国家立法和政府行政干预，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安全，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系列政策、行动准则和规定的总称。其核心是解决市场经济下公民的社会风险。第一个给予社会政策以科学概念的是瓦格纳(AdolphWagner)。1891年他在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社会政策是运用立法和行政手段，调节财产所得和劳动所得之间的分配不均问题。”而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社会政策也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的社会政策范围仅涉及劳工及贫民生活，而广义的社会政策则包括国民福利、就业、住房、健康、文化、教育、人口、婚姻、家庭生活、社区及社会公共环境以及宗教等等。显然，狭义的界定所对应的只是狭义的社会福利政策，而广义的界定则对应于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在本文中，对社会政策采取比较宽泛的理解。
社会政策与刑事政策同属政策范畴，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很大的区别。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来说，社会政策较之刑事政策更为积极主动，更符合人道精神。
“胡斌案”的启示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说过，贫穷是培养大众犯罪的温床，但社会发展至今，富裕的环境亦可滋生犯罪。近年来，“富二代”犯罪现象越来越突出，个案往往引起社会关注，尤其以交通肇事案为典型。说到交通肇事案，就不得不提前些日子备受关注的胡斌案。关于这个案子判决的是非曲折，如何定罪量刑等刑法上的问题我们就不再多做讨论，笔者在此关注的是这个案件背后的“富二代”犯罪问题的原因及其预防。结合胡斌的案件，可以总结出“富二代”犯罪有以下几个特点：对法律的无知，对生命、对他人的漠视，行事常出于游戏心理，悔罪感差。
肇事者胡斌曾拿下过F2卡丁车大赛的冠军，组织那次卡丁车场地赛的杭州艾弗尔汽车运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彦领透露：“我觉得明星车手要具备三要素：谦虚、心细、能吃苦。但他不是很谦虚。举个很小的例子，他过来的时候开的就是那辆肇事三菱EVO，每次倒车入库，都不减速，速度很快，动作很吓人。”黄彦领还表示：“其实比赛刚开始时，他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他对比赛很认真，经常来练车，车感不错，悟性也蛮高，团队精神也有，是棵好苗子，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已经在暗中观察他了。最后发现，作为一个车手，他有一个很致命的弱点：爱炫耀、太张扬、不谦虚，比赛后，经常以冠军车手自居。开车的人不懂收敛，这是很危险的。另外，他周围的那帮朋友，开车也大多不懂得收敛。”肇事之后胡斌几位朋友赶到了事故现场，照片上看去，他们打扮时髦，手揽漂亮女孩，嘴叼香烟吞云吐雾。现场除了三菱跑车，还有英菲尼迪、保时捷、法拉利几辆豪车。他们在现场完全没有目睹事故和生命消逝的慌乱，自顾聊天，好像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富二代”作为独生子女，生活环境优越，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很多“富二代”没有学会尊重别人，从小的任性妄为使他们缺乏对传统规则的认同感，反而会在青春躁动的驱使下以挑战规则为乐。此外，很多“富二代”不工作，游手好闲，把打架、抢劫当成消遣，将偷东西、做黑客当成刺激。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部港片《新警察故事》，现在想想其实讲的就是“富二代”犯罪的问题。一群富家子弟以抢劫银行、劫持人质为乐趣，甚至连警察的生命都是他们游戏的对象，虽然当时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我仍然记得影片结尾时，那名“主犯”的父亲赶来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他说：“想让你给我多点关注，想让你知道我并不是废物。”然后就从大楼上跳了下去。很讽刺的是，他的父亲正是香港警署的警司。这也就使我在以上“富二代”个人原因分析之外，更想探究一下这一现象的社会原因。
为什么他们拥有安稳舒适的生活状态却选择最不计后果的运动？对于“富二代”来说，从小到大他们的一切都来得太过容易，人生缺乏奋斗和追求的动力，更何况面对父辈的成就难以超越，于是只能在速度中证明自己。父母忙于事业而缺少对一个孩子成长所应给予的帮助，所以他们在自我纵容和外界压力面前，选择不与外界沟通。他们的行为令常人无法理解，而大众也总是带着“仇富”的有色眼镜审视他们。可事实上他们在炫富背后常常面临着更大的精神空虚。
胡斌的案件在认定案件性质时，许多人主张危害公共安全罪，并同时引发了酒后驾驶入刑的讨论。但是单从刑法的层面上，加大惩罚力度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了吗？笔者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刑法只是惩治危害社会行为的最后手段，并非主要手段。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社会政策有更加积极主动的效果。
首先，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需要得到重视。“富二代”虽然从小拥有衣食无忧的生活，但父母由于工作原因给予孩子的关注很少，精神上的交流沟通远远不能满足成长的需要，极容易导致孩子因缺乏正确引导走上歧路。所以，建立以社区、基层组织为单位的监督机制，或者建立需要家长填写的儿童成长档案都不失为可行的方案。
其次，建成“小康社会教育模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社会预防项目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让“富二代”在野营、拓展游戏中学会尊重别人、学会与人相处的方式、同时释放多余的精力。
第三，对少年司法制度也需进行完善。“富二代”犯罪因为提供担保的能力更强等原因，往往比一般的孩子容易获得取保候审等“宽”的待遇，司法机关要特别注意“平等保护”，不能让“富二代”生成“钱能搞定一切”的观念，培养他们对法律的敬畏心。肇事的三菱跑车曾数次超速，而且也有媒体报道披露该车涉嫌改装，我们都知道“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在第一次超速受罚后胡斌如果能够意识到自己行为存在的社会危害性而停止这种飙车行为，那是否可以避免其日后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正是由于每次在违法时太过轻松地渡过难关，使得现有的司法制度无法达到教育惩戒的作用。
总结：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李斯特的这一观点如今仍有普适性，在我国预防犯罪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未来刑法的轻缓化趋势，发挥社会政策的重要作用，达到社会安定和谐的效果。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
